媒体调查拆迁暴富:是喜剧开幕还是悲剧收场?

2014-06-05 12:19   作者:   浏览次数:次   分享到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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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怎么应对“一夜暴富”?在武汉,越来越多的“城中村”拆迁户开始思考这个问题。

近年来,随着武汉“城中村”改造渐入高潮,不少村民获得数百万元的拆迁补偿款而一夜暴富。然而,“拆迁暴富魔咒”——这个最初流传于网络、看似玩笑的东西,让不少人中了招:有的游手好闲、坐吃山空,有的甚至深陷“黄赌毒”,一幕幕的悲剧重复上演……

“靠双手挣来的钱,才会懂得珍惜”

“比起那些一夜暴富后深陷‘黄赌毒’的拆迁户,我真的非常幸运。”加工厂老板徐顾淳如此感慨。从拿到巨额拆迁款到整天与麻将桌相伴,再到猛然醒悟投资实业,他感叹“仿佛坐了一回过山车”。

2011年起,武汉市硚口区长丰乡被列为“城中村”改造对象。作为首批拆迁户,徐顾淳拿到了一笔“让人手抖”的安置费,以及两套90平方米的安置房。

 

“每个人都神情兴奋,相互递烟道喜。”徐顾淳这样形容村民们拿到拆迁款时的情景。

 

有了百万巨款后,生活迅速改变。徐顾淳和妻子很快辞了工作,吃穿用的档次也大幅度提高。“什么好就买什么,什么贵就吃什么。穷日子过了那么久,现在有了钱,谁不想对自己好点啊?”

 

和村里许多拆迁户一样,徐顾淳迷上了打牌,每天吃饭后就跑到麻将室打牌。“有段时间,除了吃饭、睡觉,就是坐在麻将桌前。”

 

实际上,徐顾淳已经算是“克制”的了。“很多人沉迷赌博,有人一晚上输了近10万元,还有人不到半年输了30多万元。”徐顾淳说。

 

赌博、酗酒、吸毒……一些拆迁户沉迷于种种“消遣”,还有人开始放高利贷。

 

在一次闲聊中,徐顾淳听到了一个悲剧:武汉的一对拆迁户夫妇,一年间输光了200多万元拆迁款,还欠下100多万元的债务,最后家破人亡。

 

“当时我吓着了,仔细想想,如果继续这样下去,我也会步其后尘。我已经迷失了生活的方向。”徐顾淳说,那天晚上,他失眠了。

 

徐顾淳决心改变现状。他开始刻意拉开与牌友们的距离,并投资开了一家食品加工厂。

 

如今,他的加工厂已聘请了40多名员工,年销售额达400多万元。

 

“靠双手挣来的钱,才会懂得珍惜。”徐顾淳说,如何面对一夜暴富,是每个拆迁户应该认真思考的话题。

 

“你们要是不做事,我就把房子捐给国家”

 

对于许多拆迁户来说,他们不仅要学会面对“暴富魔咒”,还要担心自己的子女。

 

环卫工余友珍就是一个典型代表。

 

53岁的余友珍,负责武昌徐东路上大约3000米马路的保洁,每天要沿街来回清扫6个小时,擦洗8个垃圾箱。在媒体报道之前,与余友珍擦身而过的武汉市民不会想到,这位环卫工家里有17套住房,总价值超过千万元。

 

如今,已经很难在徐东路上见到余友珍的身影。“扫马路的千万富婆”,媒体的报道给了她巨大压力。

 

通过最初报道她的媒体记者多次协调,本报记者才艰难地得到了一次与余友珍交流的机会。“我从没想过炫耀自己有多少套房产,即便是对孩子,我也一直瞒着。”她无奈地对记者说。

 

上世纪80年代,余友珍是洪山区东湖村霍家湾菜农。夫妻俩起早贪黑,辛苦攒钱,在湾里第一个盖起了三层楼。后来,到武汉打工的外地人越来越多,余友珍就将空余的几间房用于出租。攒了钱后又盖房、加层,几年下来拥有了3栋5层楼的私房。

 

从1998年起,失地后的余友珍到武昌区城管局当环卫工,凌晨3点半就要到岗,一周只能休息一天。

 

让余友珍没想到的是,2008年开始赶上征地拆迁还建,她先后分得21套房子。后来,她陆续卖掉了4套。

 

尽管突然成了“富婆”,但余友珍并没有放下手中的扫帚。很多同事想不通:“你这么有钱,为啥还吃这苦?”

 

余友珍的回答是:“我要给子女做个榜样。”她担心,如果自己不能以身作则,子女可能会变得游手好闲,坐吃山空。

 

余友珍耳闻目睹了不少拆迁户的悲剧:不做正经事,沉湎于打牌赌博,甚至吸毒。

 

她有信心,自己不会这么不争气。但是,她很担心:我的子女会不会学坏、会不会沉沦?

 

因此,她对子女有言在先:“你们要是不做事,我就把房子捐给国家。”她还曾经欺骗孩子“房子已卖掉还债”。

 

余友珍的儿子因为工资待遇问题经常换工作。有段时间,他大约有3个月没出去工作,余友珍便开始数落儿子。

 

儿子对余友珍的唠叨还是理解的:“妈妈的担心并不是没道理。确实有些‘拆二代’游手好闲,靠打牌混日子,有的还染上了毒瘾。”

 

如今,在余友珍的鼓励下,她的子女均已经找到工作。

 

不同的路,不同的结果

 

“不同的路,不同的结果。”武汉市政协委员、洪山街新路村的村主任余加卿说,武汉“城中村”改造使一些人成了新富翁,但他们走的路不同,有的吃喝玩乐不务正业,整天打麻将;有的仍然坚持劳动、勤劳肯干。这也带来了不同的结果,有人因过度挥霍而迅速变成“负翁”,有人则投资创富,成功转型成为新市民。

 

武汉市人大代表、汉阳区江堤乡渔业村党支部书记胡明荣告诉记者,江堤乡有17个村,现在已拆迁了15个村。一夜暴富之后,个别村民确实不知道如何生活了,有的将三四套房子都赌得输光了。对于这些拆迁户来说,“洗脚上岸”之后,还需“洗脑进城”。

 

武汉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周运清认为,这种现象是城市化进程不可避免的结果。特殊的时期造就特殊的人群,这是社会进步发展创造的机遇。换个角度说,这也是原始积累的一种方式,最重要的是把握机遇,使财富增值,否则这笔因拆迁而来的财富会慢慢流失。

 

湖北省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冯桂林则表示,拆迁使“城中村”拆迁户失去了传统的生活方式,对生活的影响是巨大的,人们不应只关注一夜暴富的轰动,也要看到他们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困难。

 

专家提醒,“城中村”拆迁户的生活在逐渐往城市靠拢,但传统心态难以一夜转换,有关部门应给予更多的帮助,使他们更好地融入城市。
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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