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这样的新闻没有感觉到奇怪，因为好政策往往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就会变味，还会有很多像这个新闻变相和巧立名目的拆迁做法。

我们看看这个轰动网络的新闻内容吧！的近日，贵州黔南州以“棚户区改造”为名，将州检察院、物价局、统计局等18家州直属机关单位的办公楼在10天内全部拆迁，其中包括尚未装修结束的办公楼。 就目前而言，一个城市的规划，都会历经编制、审批、实施、修改的过程。一旦定型，便会有如同法律一样的刚性。“棚户区改造”是很大的一项工程，没规划不行。很明显，政府机关大楼怎么能算“棚户区”呢？从此角度而言，黔南州擅自将政府机关大楼列入“棚户区改造”，是对规划制度的悖逆。

以“棚户区改造”为名突拆政府机关大楼，巧立的名目其实也够拙劣的。这说明什么？其实很简单，说明地方政府的有恃无恐，说明“大拆大建”背后主导之思维仍 然是长官意志而非法治思维。地方政府何以有恃无恐？这其实是较关键之处。

从法理上来看，城市规划在实施过程中，其监督检察权、纠错质询权，应交予民意机构。这天经地义，毕竟城市是市民的城市，在城市规划中征求充足的民意，政府才能赢取充足的统治合法性根基。并且民意机构的纠错质询权，监督检察权的实施是有配套制度的、是有力的。不过我国《城乡规划法》将监督检察权一分为二，分别赋予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、本级人大常委会。

问题来了。其一，按照法律规定，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几乎承担了所有城乡规划实施监督工作，本级人大常委会的“监督检查权”实际上已被架空。法律只规定政府应向本级人大常委会报告规划实施情况，并接受其监督。报告时间间隔几何？报告具体内容如何？如不报告有何惩罚？等全无规定。这相当于变相削弱了人大监督权。其二，政府规划主管部门，隶属于行政序列，

面对“长官意志”或曰“一把手决定”，又怎么会在行政执法中主动碰硬呢？

当权力无制约，或者制约力量薄弱时，总会产生自谋福利的倾向。正是因为看到本级人大常委会“权力不足”，规划主管部门“天生软弱”。在今年，武汉市试图通过一刀切式的立法，避免城市中的“大拆大建”：城市公共设施和公共建筑物从竣工验收之日起，在合理使用寿命内不得拆除和改造。

从武汉的立法动议中可看出，如何保障合理使用寿命中的公共建筑物不被[拆除]，如何保证在城市大拆大建中不“胡拆胡建”，在国家层面仍然缺乏具体的法律规定。

黔南州假借“棚户区改造”名义突拆政府大楼，在目前的法律框架内，谁来纠正？或许可以期待贵州省一级的政府规划主管部门，利用行政权力对黔南州进行干预。

但这只能算短暂措施，完善相关法律规定，驶入法治、常态化解决轨道，才是长久之计。

政策变相是当地很多部门的惯用手段，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上有政策下有对策，变相的用公款给自己创建福利，变相的给自己创建优越的办公环境，变相的为自己增加政绩，可以说这个是非常普遍的，老百姓也是看在眼里的，如果先遏制这种变相的做法就需要加大力度惩罚，加大法律约束，也许会收敛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