或是停水、断电；或是放狗、放蛇；或是风高月黑之夜，如鬼子进村一样，强行入户将酣睡的居民抬出并控制住，瞬间就将人房屋夷为平地；或是光天化日之下，“大侠”突现，冲进“钉子户”的家中，抡起大锤、铁锹，一通乱砸，威逼其乖乖就范。
原因
暴力拆迁为何频发，原因很多，如现行规范拆迁行为的立法不到位，拆迁群众缺少及时有效的利益诉求渠道；个别开发商有恃无恐，为完成拆迁而不惜对所谓的“钉子户”停水、断电，甚至威胁、恐吓，强行拆除居民房屋[1]。主要原因是相关赔付不合理，国家规定的款项出现私吞现象，或者开发商不能给予合理的条件，导致居民拆迁后可能失去居所。
女户主用燃烧瓶抵抗暴力拆迁
央视《经济半小时》2009年11月21日播出节目“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”，以下为节目实录：
今天我们来关注强制拆迁的话题。在节目开始，我们先来看一段惊心动魄的拆迁场面。
“你们是哪个法院的，也没有法院的判决书，如果没有，就是强占我的土地，侵犯我的财产。”
这名站在楼顶上的女士名叫潘蓉，在发生前面片子所记录的那一场冲突之前，潘蓉的家是一幢建筑面积480平米的四层小楼，位于上海市闵行区。潘蓉和丈夫张其龙都出生在这个区的乡镇。上世纪90年代夫妇二人到新西兰留学，之后又取得了新西兰的国籍。2004年夫妇二人回国，把属于张其龙父亲的一所农村住宅翻盖一新，张其龙也开始回到国内工作。然而2008年，潘蓉接到的一纸虹桥机场交通枢纽的拆迁裁决，打破了他们一家平静的生活。上海机场集团要兴建机场的交通枢纽工程，而潘蓉的这栋小楼正好位于这一工程项目的范围之内，因此潘蓉一家必须在期限之内搬离原先的住所，房屋将做拆除。作为房屋被拆迁的补偿，潘蓉获得每平米761元的房屋重置补贴，以及1480元的土地补偿。计算下来潘蓉的
拆迁补偿是67.3万元。
上海市居民潘蓉：“我就跟动迁组说，我说你那个价格评估出来67万，那样我给你70万，你就跟我买一个跟我差不多屋况的，如果跟我一模一样那我就为难你了，就跟我差不多情况的这个房子，你给我去买一个，他说这不可能的。”
潘蓉所在的闵行区是上海市较大的行政区，临近虹桥机场。在住宅市场上，它属于上海市的四类地区，类似的房屋在市场上的交易价格早已经高达每平米1万5千多元。潘蓉的住宅虽然不是商品房，但是这套小楼，仅仅靠一层二层的向外出租，就能获得每月4000元的租金。潘蓉用常识来衡量，也觉得这个补偿价格显然不符合市场。 因此潘蓉一家商量决定：既不认可这个评估，也不在拆迁协议上签字。
潘蓉：“你不能把我那只羊牵走了，然后拿一只鸡来跟我说，我这只鸡很漂亮，然后你看他会下蛋，会怎么样，硬塞给我，我不要，你还是把那只羊牵走了，那不行的。”
不能进行协议拆迁，上海市闵行区的这个虹桥枢纽工程还得要顺利进行下去，在履行了告知，送达拆迁行政裁决书15天以后，潘蓉仍然没有搬走，闵行区政府启动了了对潘蓉的房屋进行强制拆迁的程序。
上海市闵行区华漕镇政府副镇长高宝金：“碰到矛盾做工作，做不听的按照程序走，也只有这个办法，你其他没有办法。”
高宝金，华漕镇政府副镇长。也是主管镇里拆迁工作的领导。在实施强制拆迁的当天，高宝金也在现场，协同闵行区政府以及公安、消防、城管以及闵行区房屋土地管理局等各有关部门组织执行强制拆迁。
潘蓉：“那天是早晨很早大概7点那个样子，7、8点那个样子，就听着哗啦哗啦机器的声音，我在说汶川地震我们家里怎么了，然后跑那里一看那些机器就过来嘛，它过来的时候不是那种压重很重的嘛，很沉的嘛，然后我就说好像不好了，他们真的要动手了，要拆了。”
八点15分，强行拆迁开始实行。
潘蓉：“那些人就冲上来了，扔石头的扔石头，然后谩骂的谩骂，第一个铲车上来的时候，把我们家一层的那个门，因为是防盗的那种铁门，一下子就是撬开，就冲上来了，冲到了我们家的三楼，冲到了三楼的时候，我们家里面，三楼还有一道防盗门，然后他们冲不进来，然后又在那个上面又叫又跳。”
强制拆迁果然事到临头了。究竟应该怎么办?潘蓉觉得自己还不是那种钉在工程上，提什么条件都不肯搬走的钉子户。在她看来，她所要求就是一个符合市价的赔偿价格。但是除了基本沿用原有的拆迁补偿方案以外，潘蓉几乎没法和拆迁方协商到一个更高的价格。几次协商价格无门，搬迁无法完成，拆迁的强制程序却开始一步步启动了。
高宝金：“我跟你老是说你不通，那不通工程不干了，你说一年不通，五年不通，十年不通这个工程别搞了，那国家肯定要采取措施嘛。”
潘蓉：“我就拿着那个话筒嘛，我就对着来拆迁的人，就面对面的势均力敌的那种嘛，然后我就跟他说，这是我的合法财产，如果你拿了法院的判决书呢，法院如果判我是违法的，那拿了法院的判决书我就是开门让你们进来拆，但是如果你拿不出来，你那种没有法院的判决书，那就是属于违法的，那我要保护我自己的财产的，我要反抗的。”
站在四楼阳台上用电喇叭喊话的，就是潘蓉本人。通过喊话，要求拆迁方出示法院的文书，在她看来如果没有法院的判决认定他们家的财产已经被剥夺了，那么他们就始终拥有对这栋房屋的权力，这种权力就应该受到法律保护。
潘蓉：“那天我们还看了《物权法》，我说那个《物权法》非常好，然后我们还深信一点，就是《物权法》都出来，那肯定是按照《物权法》，国家的法律都在那里面，怎么可能跑到人家家里来然后把房子拆掉，然后我跟你说，给你多少补偿款，你就拿多少补偿款，你总是有一个标准在那里，你没有标准怎么可以这样做，所以我们就很理直气壮的。”
强制拆迁是对拆迁户的侵权，潘蓉的这种说法并不只出现在她一家。华漕镇的高副镇长说，几乎每一家强制拆迁户，都用这条理由抵制拆迁。每一次高宝金都觉得自己是磨破了嘴皮子和居民解释，但这种解释往往都不被对方认可。
高宝金：“你说你现在有一部分人，到现在为止，他认为你这个动迁不合法，你动迁都有文件，都上面有文件的，他还说你们不合法，就是他这个脑子转不过来，你怎么讲他也转不过来。”
拆迁户拿的是《物权法》和高宝金争理，认为拆迁方侵犯了他们的物权;而高宝金带的是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第十九条的规定，拆迁人也就是通常说得拆迁公司如果已经履行裁决规定的义务，被拆迁人人在裁决规定的搬迁期限内拒绝搬迁的，房屋所在地的市、县人民政府可以责成有关部门强制拆迁这一条款进行解释。但是双方各认各的法律，各说各的话，无论如何也没法达成一致。
高宝金：“我也搞不清楚，因为所有的强迁程序，所有动迁的法律规定都给他们了，他们转不过弯子来。”
记者：“就在这一点上双方是很难一致的?”
高宝金：“当然这是少数，因为五千户人家，不可能都，有的人脑子别住了，你怎么说也，做了一百多次工作也转不过来，这么个情况。”
九点，潘蓉家的大门被推土机凿开，拆迁人员进入楼内，要把潘蓉一家清除出楼房实施拆迁，但是由于潘蓉家里一二层用于出租，三四层还有一个防盗门，所以拆迁人员到了三层以后没法上楼，双方隔着门开始叫喊，地面的人开始向四楼扔石块。气氛也变得越来越紧张。9点15分，挖土机开始凿房屋的外墙，楼下的阳台被机器手拍断，部分墙壁开裂并且倾斜。
潘蓉：“当时他们拍我们的围墙，拍我们墙的时候，我先生就开始跟我说，不行了，要阻止他们，然后就给他们扔汽油瓶的。”
潘蓉站在顶楼的阳台上，要求拆迁方提供法院文书。但是这个做法对于阻止强制拆迁的进行并不奏效。潘蓉和他的先生张其龙开始扔掷自制的汽油瓶。事实上，潘荣也知道，自己的这一做法已经触犯了《治安管理条例》相关的条款。对于自己当初做出如此疯狂而且不理性的举动，潘荣坦言当时自己心里是非常害怕的。
潘蓉：“就是很紧张，我也很害怕了，我上去的时候还喝了大半杯的，我们家不是有那个酒，喝了大半杯的威士忌，我想壮一下自己的胆，壮着胆子上去的。”
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主任吴仲权，当时任闵行区虹桥枢纽动迁指挥部的主任，金至今他仍然记得现场的情景。
记者：“当时丢汽油瓶的时候，这边有没有害怕?”
闵行区交通建设委员会主任吴仲权：“没有害怕。”
记者：“有车什么的，下面不怕得下来?”
吴仲权：“这个没有的，我们安全工作做好的，他把燃烧瓶扔在我们好象那个抓斗机上。”
吴仲权告诉记者，当潘荣扔下汽油瓶的时候，现场的拆迁人员始终保持克制的态度，他们完全可以对潘荣采取更加严厉的反制措施，但是当时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过激的手段。
吴仲权：“这种事情呢怎么说呢，反正现在好象各地这样的情况都发生，但是我们还是，是这个情况，后来因为他用燃烧弹烧煤气，涉及到一个治安问题，所以说作为治安问题来处理。”
就像华漕镇副镇长高宝金所说的那样，几乎每一家强制拆迁户都用《物权法》与拆迁方手里的《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》对峙。这两部法律法规为什么会打起架来呢?
是啊，潘蓉扔汽油瓶的举动，按她自己的说法，确实是非常疯狂，非常不理性，也触犯了我国的法律法规。那么她的汽油瓶能够阻止得了这次强制拆迁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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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征地拆迁恶性事件”由谁定义？
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要求严格征地拆迁管理工作，因工作不力引发征地拆迁恶性事件，有关领导和直接责任人将被追究责任。
这种维护民众权利，阻止公权力部门借“公共利益”之名行侵夺民众权利之实的行为，是值得称道的。而且，命令的限制对象直指拥有对暴力拆迁有“最终解释权的人”——官员，也使得这个通知，显现出少有的制度强硬和民生温情。
暴力拆迁问题的严重性终于得到高层较为清醒的认识，甚至解决问题的思路也具有根本上的实质性突破。但是，这并不意味着“暴力拆迁”这个词就此从汉语词汇里逐渐淡化。因为，这其中还有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存在：那就是“征地拆迁恶性事件”由谁定义？定义的标准是什么？
暴力拆迁，于法于理，都不是现代文明社会里应该出现的现象。但纠结之处就在于，由于有公权力部门的参与，本来简单的开发商与原住户之间的经济博弈行为，演变为民众与权力或直接或间接的对抗。
而谁能在这场力量悬殊的不公博弈中抢占力量和道德高地，是显而易见的。而政绩冲动和灰黑色利益的诱惑，前者无处不在后者又几乎不被惩处，那么，现在让公权力部门住手，并划分出哪些属于恶性拆迁事件，哪些不是，相当于让裁判员自行定下游戏规则，然后自己又冲上场去施展拳脚一样——君不见，哪一次和暴力拆迁这个词语紧紧相随的，不是“暴力抗法”这般句式？
如此一来，充满维护民生权利温情的通知，如果因为民众没有定义“恶性拆迁”的权利，难免又陷入“最终解释权归权力”的丛林游戏中。(四川张敬己)原题：“恶性拆迁”的定义权归谁很重要
